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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承父业为侨奔忙 集美大学侨联主席忆归侨父亲

来源:福建侨报 录入时间:12-08-13 11:33:43

子承父业为侨奔忙集美大学侨联主席忆归侨父亲

杨行健父亲为前排左起第一。

  杨行健,男,1955年生于厦门,菲律宾侨眷。现为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、集大侨联主席。

  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离开我们了,只给我留下零星的记忆。后来,通过父亲的故友旧识的回忆,我不断完善关于父亲的记忆。父亲的为人,一直是我的做人准则,并将之传给我的孩子。

  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

  我的曾祖父曾在清朝做过官,因此家中的祖厝位于官衙的后面。可是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时,全家为避祸,把族谱烧了,并从厦门逃到鼓浪屿岛上。

  父亲一直善于学习,曾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上海沦陷,父亲返回厦门,之后到广东中山大学继续求学。可是敌人又往南方进攻,紧张混乱的战争形势对于读书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于是,在1938年,父亲与伯父远渡南洋,到菲律宾寻求发展。到菲律宾后,伯父经商,父亲教书。当时,父亲先后在菲律宾华侨中西学校(现菲律宾侨中学院)、菲律宾洪门近南学校等校任教,还一度担任华侨中西学校的校长。

  1949年新中国成立,号召华侨回国参加祖国建设。父亲为响应号召,于1955年初回国在厦门市侨联工作。回国前,父亲就因为常年奔波,积劳成疾,不幸患上了肺结核。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,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熬三年。母亲回忆,当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,但仍然坚持去侨联上班。

  同年,我出生了。我一出生,全家人都非常高兴,父亲为我起名为“启明”。可是在我出生的第46天,我生了一场病,不得不动手术。病愈后,父亲将我的名字改为“行健”。

  正当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时,父亲果如医生所说,真的就只熬了3年离我们而去,那时,我还仅两岁多。可是,不知为什么,我现在却能回忆起当时的两个场景:一个是看到父亲躺在棺材里的样子,还记得那时不相信父亲已经走了,不停地喊他起来陪我玩,父亲却一直没有回声;另一个是,父亲出殡那天,家人让我这个孝子按厦门习俗拿着纸糊的“兔子尾巴”钻桌脚。……

  穷困是一种财富

  父亲走后,家中的经济支柱也没了。母亲含辛茹苦,靠着每月30多元的收入,独自一人将我们拉扯大,还要照顾年事已高的奶奶。回忆起童年那段艰难的岁月,如今仍历历在目:从小学到高中,基本上都是打赤脚,只有快过年的时候才可以买一双次品鞋,小孩子脚又长得快,往往是穿几个月就穿不了了,因此从夏天到春节前都是光着脚的;裤子打满了补丁,个子长高了,也没有新裤子,而是找一块布接在旧裤子裤管上;“文革”初期,学校停课,我还要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拾柴火,拾碎玻璃、破布卖钱帮助维持家庭生活……不过,现在有时会反过来想,其实这些也算是一种磨炼、一种财富吧。

  在“文革”期间读完了中小学,高中毕业后,又没书读了,只好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。3年后,国家恢复高考制度,终于有机会可以去考大学了。1977年,我为了参加高考,拼命地复习,用“文革”时捡的传单背面抄书、做题,结果分数上线了,却因为没有背景,又已有一份正式工作,没被录取。但是我没有灰心,第二年,我又参加了高考,终于考上了兰州大学经济系。

  大学期间,家里仍然没钱供我读书,我就利用自己的业余爱好挣钱,我开了一个照片洗印房,帮同学冲洗相片,再加上助学金,就是我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了。到了大四,临近毕业,因为我帮学校设计制作了招生简章,所以学校在我毕业分配时,优先考虑让我回厦门照顾年迈的母亲。

  子承父业

  1982年,我被分配到集美航海专科学校任教,“子承父业”。1989年,航专升格为集美航海学院。1999年,航海、水产、财经、师范、体院等6所学校实质性合并为集美大学。伴随着学校的发展,我也不断成长,从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到2004年晋升为教授。2006年,集大政法学院成立,我成为“特区经济与两岸关系”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导师,目前已经带了4届研究生。

  从事高校教学工作的30年来,我都边工作边进修。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、厦门大学进修学习、担任访问学者,修习硕、博课程,在教学科研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多次获得学校“优秀教师”、“教学名师”称号,获得“集友陈嘉庚基金会奖教金”。还先后承担国家教育部、省、市(厅)、校级科研课题10余项,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,出版专著2部,参编国家级系列教材一套,2007年,科研成果获福建省社科成果一等奖;经常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,与会论文多次获奖……

  其实,这几十年,有非常多的机会让我改行、下海、出国,可是每每想到父亲,想到他生前希望我成为像他一样的好老师,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学校。

  为侨奔忙

  集美是著名侨乡,我又一次像父亲一样,参与了各级侨联工作。早在1986年,航海专科学校就成立了侨联组织,我任副主席;1999年,集大实质性合并后,成立大学侨联,我担任集美大学侨联副主席;2009年5月,集美大学侨联换届,任集大侨联主席。

  从事侨联工作20多年来,在承担繁重的教学、科研任务的同时,我怀着满腔热情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。每年都参与组织慰问贫病归侨侨眷;经常主动为遇到困难、受到委屈的归侨侨眷反映情况,协助解决工作、住房等问题,积极开展文娱活动,组织外出参观考察,了解社情侨情,同兄弟侨联沟通交流。由于我始终乐于奉献,为侨联工作尽心尽力,2007年得到福建省侨联授予的“福建省侨联工作先进个人”荣誉。

  传承家风

  我这一路走来,虽然没有父亲在旁陪伴,但父亲对我的影响却很大,除了事业外,在生活中,似乎也有父亲的印迹。因此,我在教育儿子杨达时,也力求让他学会独立思考,应对各种问题。

  儿子就是从小听着音乐长大,在小学二年级时,参加了厦门市青少年宫少儿合唱团,三年级就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华东六省一市合唱比赛。除此之外,儿子平时的功课都能自己掌控,考上重点大学,本科期间就在CN刊物上发表了五六篇文章,顺利保送厦门大学法学研究生,现在研三的他已被全球“四大”之一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录用。

  父亲的离去,给了我坚强独立的性格,也让我用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,同时,也让我们都更加尊重一辈子操劳的母亲。在母亲患重病卧床5年间,我们亲自照料,喂水喂饭,把屎把尿。杨达还不到10岁的时候,就懂得跟着我们一起照顾奶奶,直至老人安然辞世;前几年,岳父患病,生活自理能力下降,我们一家坚持送医送药,杨达也经常从学校回来帮助,尽可能地陪伴照顾外公。所以,1998年,我们被厦门市妇联授予“教子有方好家长”称号;2000年被厦门市开元区计生委、妇联评为“文明幸福家庭”;2009年被厦门市侨联授予“和谐家庭示范户”……但我们深深感到,无论是荣誉,还是我们今天家庭的和谐幸福,都离不开早已逝去的父亲和母亲的影响。(杨行健/口述 许丹/撰文)

责任编辑:侯淑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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