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武的清晨，细雨蒙蒙，雾气升起，把这座千年古县笼罩得有些迷蒙，此刻，有点像西北家乡那初秋的清晨，微微有点凉意。

昨天，我们重走长征路的队伍到达湖南临武县，晚上住在县城最南边的探花公园对面的一排未出售的营业房里。我们整理好行装，除了每天要往水桶灌水，收拾帐篷，都阅读着一本书:罗范懿老师写的《我是党员我是兵》。这本书是6月20日我们在湖南安仁县龙海镇官陂村文化长征发祥地公园，罗老师亲手交给我们的。那天他给“文化长征”银川支队授旗，恰逢过节，又在端午节受邀去他家中做客。临别时，他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本，并说“长征永远在路上。”。

五个人，五本书，五个身份：我们中间有三名同志既是党员也是兵，还有一名文艺老兵，一名文化长征志愿者。这书名，简直就是给我们这支队伍的题词。此刻，翻开这本263页的长篇传记小说，想到1934年11月，突破国民党设在郴县良田至宜章第三道封锁线的8万多名红一方面军战士分左中右三路过临武。红军几乎走遍了临武的山山水水。书里的主人公是和党“同龄”的罗洪珠，他是党员，他是兵。

一、湖南安仁：一本书的“长征”
说起这本书的来历，本身就像一段微缩的长征。安仁县官陂村是罗范懿老师的家乡，也是他发起“文化长征”活动的原点。2004年，时任安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罗范懿，与农民作家李绿森、工人陈赞文三人，每人拄着一根铁拐杖，沿中央红军路线徒步重走长征路，历时半年，穿行十省区，抵达陕北。那一年，他45岁，怀揣着八十多岁老父亲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上路，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女儿。我们在官陂村见到罗老师时，他也年过六旬，依然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。端午节的第二天，他坐在老屋的堂屋里跟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述了“文化长征”的队旗，那面旗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，编号JB966321。他讲起发起“文化长征”的初衷，讲起二次“长征”沿途立下的80座长征精神碑，讲起《信仰是怎样铸成的》，言语间没有豪言壮语，更像一个老农在细数田里的收成。

 

“你们重走长征路，带着这本书，也要做到‘五个实’：脚踏实地、听实话、报实情、干实事、出实效。”“调查报告要抓社会焦点、难点、疑点。”他把书递到每个人手里时这样说。当时只觉得是一份情谊，可是读完这本书，走过这段路，才懂得“我是党员我是兵”这七个字的重量。

二、罗洪珠：一个“兵”的百年长征
《我是党员我是兵》写的是罗范懿的父亲罗洪珠的一生。1921年出生的罗洪珠，与中国共产党“同龄”。少年时生逢乱世，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东躲西藏，最终还是被抓了去。在国民党军队里，他两次冒死逃跑，两次被抓回，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主动投诚，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。此后，他随部队解放西南、进军西藏，立下军功；朝鲜战争爆发，他自愿加入志愿军，跨过鸭绿江，在惨烈的战场上结识了黄继光，结下生死之交，又含泪护送黄继光等战斗英雄的遗体回国。战争结束，他本可留在部队提拔，却选择复员回乡。国家安排了工作待遇，国家困难时期，他又主动辞去公职，回到龙脊山，组织需要他干生产队长，推脱不掉，他就干了；组织需要他当养猪场长，他干了；组织需要他干什么，他干了，干好之后又推荐他人去干……“共产党员”是他最高的荣誉，“共和国的一名士兵”是他对自己的定位。

读到黄继光牺牲那段，我合上书缓了很久。

虽然在书里面对于描写上甘岭战役的战争场面也是几笔带过，可是那些数字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“上甘岭战役，在一个不到四平方公里的阵地上，‘联合国军’先后投入6万人的兵力，大炮300余门，坦克170多辆，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，倾泄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，最多的一天达30万发。”“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，持续鏖战43天，敌我反复争夺阵地59次，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。”罗洪珠和黄继光是亲密的战友，他们的友情，是在枪林弹雨中用命换来的。护送英雄遗体回国时，罗洪珠心里的痛，大概只有真正上过战场的人才能体味。我们5个人，虽然也有人参加过战备处突、枪决罪犯等任务，但没有一个人真正意义上上过战场。生在和平年代的人，对战争的理解大多数停留在影视画面或者书本里。罗洪珠这一生，从旧社会的壮丁到革命战士，从战斗英雄到普通老百姓，身份几经转变，但有一个身份从未改变：我是党员，我是兵。一个随时听候党和国家召唤的兵。

合上书页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罗老师要把这本书给我们每人送一本，因为这里有我们这代退役老兵共同的故事。我们的人生轨迹虽不及罗洪珠那般跌宕壮阔，但那根精神的主线是相通的：穿上军装是兵，脱下军装还是兵；党旗面前宣过誓，那一辈子就是一名党员。

三、湖南临武：当书本与现实重叠
读这本书有一个奇妙的时刻——发现书里写的历史，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篇热土，湘赣粤相结合的地带。临武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之地。部队在进入县城之前，红一军团曾在县城购买军资，当时负责后勤工作的红二师司令部后勤处管理科长陈茂是宜章人，他带了两个通讯员到县城买鞋，商户们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，闭门停业，他们耐心地向商户做工作，反复说明红军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买卖公平合理，只打地主、土豪、劣绅，商户们这才将信将疑地打开铺门。

11月16日下午三时，红一军团先遣团击溃团匪一部，烧毁了国民党在韩山、杜家、猪仔墟设置的3座碉堡，顺利攻占县城后，在县城宿营。次日，该军团经花塘、楚江往蓝山方向进军。

当年红军在临武的故事，与罗洪珠的成长轨迹几乎发生在同一时空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，罗洪珠从国民党壮丁到革命战士的转变，正是那个时代无数底层中国人共同的命运转折，党给了穷苦人一条活路，更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奋斗的方向。而临武百姓舍命保护红军伤员、支援红军的事迹，恰是这种鱼水深情最真实的写照。

我在中央红军红五军团、红八军团临武作战司令部旧址附近的石阶上，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时空交错感：罗洪珠的故事、临武的红色记忆、我们这支退役老兵的队伍，在此刻重叠。从瑞金到宜章，又从安仁到临武，从书本到现实，从历史到当下，一条看不见的长征路串起了时间、空间和情感。

四、“我是党员我是兵”：一生的坚守
这本书最打动我的，不是罗洪珠战场上如何英勇，而是战争结束后他做了什么——放弃提拔、辞去公职、回到乡村。有人说他傻，可他就这么“傻”了一辈子：生产队长、养猪场长、林场场长、农科队长、保管员、养猪老翁……每一个岗位都平凡，每一个岗位他都一丝不苟，把普通工作当成前线。“我是党员我是兵”这是罗洪珠的人生信条，也是这本书最核心的精神密码。当兵的人最懂这句话：部队教会我们的是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”，是“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”。退役后，这些刻进骨子里的东西不会消失。它变成一种无声的自觉：国家需要，召之即来；国家不需要你站在前排，就在自己的岗位上站好那班岗。我们从宜章县在临武县这段，天公不作美，时不时下大雨，无法正常行走；天公也作美，下雨了就停下来看书、写日记。

我们沿途看到很多锂电池生产厂，这座千年古县如今正在打造“电池产业之都”，锂电全产业链建设如火如荼。当年的烽火早已远去，红军当年的故事被后人传唱，生活在革命前辈用生命换来的新时代，我们必须鼓足拼搏的劲头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只是转移到了另一种“战场”上。时下，也能听到有个新的名词“躺平”，人生如果选择躺平，又为什么活着呢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 

同行的朱老班长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心里都认可。他说：“咱们退役这么多年，不也是换了个阵地在战斗吗？”是啊。罗洪珠在枪林弹雨中是兵，在生产队养猪也是兵。我们在部队是兵，回到地方做工、务农、做生意，身份变了，但那句“我是党员我是兵”的自我认定，一字未改。
五、信仰：永远在路上
这次重走长征路，我们5人从红军长征最后一次胜利会师的地方--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红军会师广场出发，到达江西瑞金开始重走长征路，走到湖南临武时已走了近两个月。每天少则二三十里，多则四五十里。说实话，我们这代人没经历过真正的长征。红军当年走的路，比我们现在走的要苦千万倍。我们走的是柏油路和水泥路，虽然也翻山越岭，但包里装着干粮和水，晚上有蚊虫叮咬，脚上打着水泡就唉声叹气。想想红军当年：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，平均每3天一场战斗，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……想想穿着草鞋、顶着敌机轰炸、饿着肚子连续行军几百里的红军战士，我们这点苦实在什么也不是。
但是，有些东西是相通的。

比如信念。红军能走完两万五千里，靠的不是体力，是“跟着走”的信念。罗洪珠能从一个国民党壮丁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，靠的也是信念，对党、对人民、对正义事业的信念。我们今天重走这段路，靠的是什么？是作为一名退役老兵、一名共产党员，对那份精神遗产的虔敬和守护。罗洪珠辞去公职回乡当生产队长，一辈子不计个人得失：这是一种沉默却持久的奉献。

比如传承。罗范懿老师发起“文化长征”，在长征路上立下80座长征精神碑，写下一部部著作。他做的事情，就是让那段历史、那种精神，不被时间冲淡。我们这支队伍，从安仁接过书，阅读、讨论、传播，本质上也是在做同一件事：用脚步丈量，用心灵阅读，然后把它传递给更多人，让信念和精神价值影响更多人。

罗洪珠先生的一生，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党史：从旧社会的苦难，到革命的洗礼，到抗美援朝，到建设的奉献。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，他有恐惧、有挣扎、有彷徨，但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路，并且走了一辈子。在平凡普通中的坚持和坚守，反而比其高大的英雄形象更有说服力。罗范懿老师写这本书，写的是父亲，也是千千万万个像他父亲一样的人——他们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，没有显赫的职位，但他们用一生践行了“党员”和“兵”这两个身份。正是无数个这样的人，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石。

我们这支“文化长征银川支队”的5个人，是普通的“兵”，普通的党员，普通的中国人。我们重走长征路，走得不快，但走得稳。从安仁接过书的那一刻起，这本书就不只是一本书了：它是一份嘱托，一个信号，一种确认。

无论时代怎么变，“我是党员我是兵”这七个字永远不会变。我想，当我们走到下一个县、下一个省，当我们在某个红军当年歇脚的地方再次翻开它，罗洪珠的故事、红军的故事、我们自己的故事，还会继续对话，继续生长。
这大概也是文化长征的意义：让信仰走出书本，然后一步一步，走进人的心里。
路还很长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

(作者简介：杨海亮，男，80后，退役老兵，祖籍甘肃秦安，出生于宁夏西吉，现居银川。2026年发起退役老兵重走长征路活动，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，现为银川开拓者拓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，著有诗集《空巷》)

 

责任编辑：侯淑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