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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野不忍池(节选)
黑孩
1
从纲岛乘东横线,不用换车,五十分钟就到了东京的池袋。跟连金约见面的时候,他一再地嘱咐我说:“你第一次到东京,千万不要出站台。下了车,在月台上等我们就行了。不见不散。”
是房东胜见美子帮我查的路线,她也嘱咐我说:“如果听不懂日语,你就看汉字。看不到汉字就数数。一共有十站,电车停第十次的时候你就下车。”
跟连金相识,纯粹是偶然。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,不去学校的日子,我会到外边瞎转悠。那天我去镰仓,一下车就看见了那家画廊。说真的,我不懂画,进画廊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。也因为海报上介绍的画家是中国人,还是位女性。我现在想不起女画家的姓,只记得最后边的字是“华”。画廊里灯光温柔,三四个人在看画,窗前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。我看了几分钟画,想走的时候,女画家让我坐下来喝一杯茶。我坐到男人的对面。其实,看他的第一眼,我就感觉到他跟我一样是中国人。女画家问我喝热茶还是喝冷茶。我说喝热茶。她去冲茶的时候,男人问我:“你也是中国人吗?”
我说是。他看起来很高兴,说女画家的丈夫是他的好朋友,还说女画家有才气,他很喜欢她的画。我想因为我也是中国人,他才会自来熟,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。女画家端茶过来的时候,他已经做完了自我介绍。他姓赖,叫连金,从中国台北来的日本,现在在一家华文报社当记者。然后他问我来日本有多久了,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。我说我是留学生,从北京来日本的,来了还不到一个月,正在找工作。开始,他好像不明白,我就解释说我需要交学费,得半工半读。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,我干脆把跑了一百多家都没找到工作的经历也说了一遍,只是描述得有点儿像闯江湖。他对我说:“你这么年轻,日本好多中国饭店,找个端盘子的工作应该不太难。”我说我在日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,不知道端盘子的工作应该怎么找。他一边听一边点头,然后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,也许以后能够帮我的忙。我还没有买手机,就给了他房东家的电话号码。我非常高兴,觉得认识他可能是我的幸运。
从画廊里出来,我去看了镰仓大佛。不过我没想到佛像会那么大,昂了半天的脑袋,脖子都累酸了。
说到运气,我自觉还算不错。乘上飞往日本的飞机,我觉得曾经拥有过的世界,在起飞的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。在日本的日子,也许只能靠我的运气了。我一直喜欢坐在飞机里看到的天空景色:蓝的天,白云轻飘飘的,像浮游的棉花,也像棉花糖。时间在飞逝,而我当时的心情却是希望飞机能够一直地飞下去不停歇,不要抵达日本。后来我跟很多人说起这一刻的心境,原因是我不知道下了飞机以后,有没有人来机场接我,大学会不会给我安排宿舍,工作能不能尽快找到。我非常非常害怕。每次我说到这里,听的人都会感叹说:“你真有勇气。”或者说:“你胆子真大。”
但天无绝人之路。大学教授还是安排了一位叫雅子的学生到机场接我了。雅子其实是中国人,因为跟日本人结婚,入籍日本,所以有了一个听起来像日本人的名字。我没有想到的是,她直接把我带到了横滨国际酒店。一进酒店的大门,我就问她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,她朝我笑笑说:“一万八千日元。”我吓了一跳,问她要在酒店住几天,她淡淡地说:“住到你租到房子为止,至少也要一个月吧。”
我的嗓子立刻就哑了。
来日本前,我一共准备了一万美金,按照当时的比价,相当于一百万日元。那么,用一百万除于一万八,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二十天左右。雅子在柜台跟服务员说话,但是我听不懂。不久,她带着我跟在服务员的后边去房间。在电梯里,我问她学校给不给我介绍工作。她说工作要自己找,但不太容易找到。我“嗯”了一声。她接着说:“即使你有好运,大概也要等几个月的。”我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,她反问我:“你会说日语吗?”我说我自学过日语,会读会写,但是不会说。她问为什么。我开玩笑地说:“教我的是书本,书本是哑巴老师。”她笑了,然后让我先学着说几句日语再去找工作。
在日本的第一夜根本睡不着。不安和紧张,以及疲劳充满了我的身体和大脑。听起来横滨国际酒店是一个很气派的名字,但实际上房间小得只有六个榻榻米那么大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,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写字台,写字台上有电视机和电话。我的情绪乱糟糟的,决定到酒店的外面走一走,同时又觉得害怕,但是越害怕越是感到兴奋,因为横滨这个刚刚光临的城市里,有太多令我纷乱的想象。
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只有写字台上的那台电视机。我打开电视,电视里放映的是什么节目,因为无心记,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。遥控器上有“有料”两个字。因为是红色的,看起来特别显眼。我一直握着遥控器,几次想按那两个字,但又犹豫着放弃了。我想我是个女生,结账的时候万一……一想到万一我就泄气了。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我还是睡不着,听不懂什么意思的电视节目使我觉得无聊。床头有一个很小的冰柜,打开发现里面有啤酒。我喝了一罐啤酒,是一口气喝下去的。于是血液开始往脑子里冲。这时候我对自己说,要么就看,要么就不看。最终我抓起了遥控器,快速地用手指按下“有料”两个字,屏幕上立刻换成了男女二人在床上的戏。
虽然我曾经看过很多毛片,但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日本版本,还是以新鲜吸引了我。里面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高中女生,十几岁的样子,身体很美,那种青春的美。只是还不懂得做爱,不懂得放荡。或许这些女中学生们的脑子里正想着钱,她们看上去毫无感觉,木偶娃娃般将她们与生俱来的青春和美在被玩弄的过程中展现出来。我有些迷惑,日本怎么允许未成年的少女拍这种三级片呢?
尽管我有一点点儿心痛,但是残缺甚至是变态的性的覆盖还是安慰了我。城市在雨的湿润中,我在热水般的湿润中。无论日后我在日本的运气如何,日本的初夜是娱乐的,新鲜的。此时此刻的我是兴奋的。我忽然觉得自飞机起飞时便困扰着我的不安、孤独以及悲伤,都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夸张。通向新的人生的路刚刚在我的脚下展开。我二十多岁,风华正茂。
雅子真是个好人,她只让我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,就把我带到她自己的家里住了。过了一个星期,一位叫李日升的中国留学生,说他认识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的会长,而这位叫胜见美子的会长,听说我没有地方住,愿意我暂时住到她家里去。李日升说:“你也不能白住。象征性地给几个房费吧。”他带我去了胜见美子的家。一开始,胜见美子说不要我的房租,但是我不肯,有时候欠人家的情比欠人家的钱更令我觉得不舒服。说什么我都坚持每月交三万日元的房费,胜见美子就答应了。用一百除三,我想我可以在日本待一年了。
李日升带我离开雅子家去胜见美子家时,雅子跟我解释,说安排我住横滨国际酒店并不是她的错。她说是教授让她安排的。教授还告诉她,我在国内是作家,赚了很多稿费,不在乎酒店那几个钱。我说国内几本书的稿费,拿到日本花的话,根本不成比例。她说她当然知道,其实她曾经想过要给我安排一家便宜点儿的地方,但她以为是我自己跟教授吹牛,所以故意“教训”了我。最后,她突然对我说:“有一点我没有想到,你一个女孩子,竟然会花钱看毛片。说真的,我帮你结账的时候都觉得丢人。”
雅子之后是李日升和胜见美子。之后是连金,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。
连金真的打电话到胜见美子家找我,说他在横滨有一位朋友,也是中国人,叫维翔,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。他约我两天后的下午五点在JR线池袋站的月台上见面。
2
就像是要我牢牢记住维翔似的,没想到见他的第一面,竟让我在月台上等了一个多小时。更没有想到的是,连金将我亲手交给了维翔以后,人间蒸发般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掉,永无再见。
约好了五点见面,已经快六点了,连金和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出现。我也不能擅自离开,因为跟连金说好了“不见不散”。山手线的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停在面前,车车不空的人流涌下来挤进去,就是没有连金的身影。不久,天开始暗下来,还下起了小雨。我穿了一件紫色的风衣,风衣下只有一件毛衣,觉得非常冷。有几次我想走了算了,但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能为我介绍工作的人,就当是好事多磨吧。
连金向我跑来的时候,我正好到了崩溃的边缘,差一点儿就要哭出来了。连金也穿了一件风衣,是米黄色的。“原来你真的等在月台上啊。”连金一边说,一边扯着我的胳膊向出口走。不等我作解释,他接着说:“多亏了维翔,是他想到你有可能在月台上等我们,让我来月台上找你的。你知道吗?我们在检票口那里等了你一个小时。”我说我在月台上也等了一个小时。连金说:“时间不早了,我们跑两步吧。”他开始跑起来,我跟着他跑,从这个时候起,身边的一切我都感觉不到了,我跟着他迷迷糊糊地出了检票口。
连金指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对我说∶“他就是我朋友维翔。”
我的心里滑过了一丝亮光,觉得喜欢他。我一向喜欢高个子、目光冷漠、神情自若的男人,喜欢屁股性感的男人,喜欢牙齿雪白而整齐的男人。正如妈妈对我的评价:“你这个人比较好色。”我的疲劳一扫而光。然后连金指着我对维翔说:“这就是我说的秋。”维翔朝我点了一下头,说要请我和连金去一家四川餐厅吃饭。我肚子早就饿了,马上就同意了。
维翔走在连金的身边,我走在他身边。天更加黑了。本来我是觉得冷的,但这时却脱下了风衣搭在手臂上。我听见连金跟维翔说了句什么话,但是没有听清。这时候,维翔放慢了脚步,侧过头问我累不累。我说不累。对我来说,池袋是新鲜的,维翔是新鲜的,要去的餐厅也是新鲜的。不管怎么说,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的中国餐厅吃饭。不过,池袋的夜晚跟横滨没什么两样,到处都是人,到处都是饭店,灯火辉煌。高楼墙壁上的大电视里正在播放手表的广告,流出来的音乐好像在空气里颤抖。有一刻,维翔走到比我跟连金前一点的地方。他的一头卷发不知是不是烫的。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。我忽然有点儿亢奋,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一上一下地跳。
维翔说他姓李,老家是山东。我叫了他一声“李先生”,然后说我的老家也是山东。他说他并没有去过山东,他爸爸在山东出生,在天津长大,而他自己在中国台北出生。我说虽然我去过山东的几个城市,但只待了几天。他说我们可以算是半个老乡了,不如不要称他“李先生”,就叫“翔哥”好了。我就笑着叫了他一声“翔哥”。他问我喜欢吃什么。我说想看看菜单。他把菜单递给我说:“想吃什么就叫什么,不用客气啊。”我让连金点菜,但连金只点了两个炒菜,我就点了鱼和火锅。翔哥问我喝不喝酒。我当然会喝酒,但今天似乎不是喝酒的气氛,就说想喝茶。他叫了一壶龙井,闻起来很香。我喝了一口,似乎喝到了所有的山清水秀,身体一下子舒服起来。
我们边吃边聊,在店里待了很久。说到帮我找工作的事,翔哥说他从连金那里知道我在国内是搞文字工作的,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工作。
他大概是在试探我,我有点儿不自在。
连金对我说:“维翔在横滨认识很多朋友,有什么要求的话,尽管说好了。”
我的脸有点儿热,看着翔哥说:“我有自知之明。我刚来日本,不会说日语,所以不是由我来挑工作,而是有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做。”我犹豫了一下,接着说∶“我刚刚又交了一大笔学费,所以呢,不管是什么工作,只要有得做就行。我需要赚钱。”
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这么说,立刻回答道:“好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”
工作的事谈妥了以后,连金说时间已经很晚了,我说我也该回横滨了。连金说他住在东京,但是翔哥住在横滨,跟我是同路。他想起什么似的,建议翔哥“送送我”。翔哥看我。我装出只是问问的样子,有点儿结巴地问他方便吗?他回答说方便。连金说:“那我们走吧。”我本来就感谢连金的,现在更加感谢他了。
出了饭店以后,连金对我跟翔哥说:“你们走吧。”我谢了他,跟他说再见。后来我没有再注意他,所以不知道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。
后来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。现在想起来,我还是有一种可笑的印象,觉得连金是为了把我交给翔哥才出现的。
3
电车带着我远离了池袋的嘈杂。车厢里一共有十几个人,但是都静悄悄的,要么是闭着眼睛睡觉,要么是捧着本书阅读。翔哥坐在我身边,大腿紧贴着我。两个人无声的沉默令我觉得难受。看窗外,是黑乎乎的一片。我希望他跟我说点儿什么,但他一直沉默不语。想想在四川餐厅吃饭的时候,说话的基本上也都是连金,也许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。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,发现他也在看我,于是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一下。他小声对我说:“下一站我就要下车了,但是如果你希望我陪你到你下车的地方,也可以。”
我打断了他的话:“谢谢你的好意,但是不用麻烦你了,今天已经花费了你不少的时间。”
他不吭声,过了一会儿后问我:“真的不用送你到家吗?”
我说:“真的不用。”
我再一次谢了他。快下车的时候,他又小声对我说:“人生地不熟的,你回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至于工作的事,你放心吧,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。”
他下了车,车门关上了。然后电车跑了起来,我追着他的身影看。看不见他之后,我换了个座位,坐到了刚才他坐过的地方。我使劲儿吸了吸鼻子,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。之后我一站一站地确认着月台上站牌的名字,终于到了纲岛。下了车,出了检票口,发现雨已经停了。街道上几乎没有人,只有路灯将路面照得发亮。我在路灯下待了一会儿。
之后的一个星期,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打电话,偶尔想起在四川餐厅的对话,好像一场梦。我想,也许是他不喜欢我这个人,所以不想帮我的忙了吧。
几乎在我对找工作的事感到绝望的时候,胜见美子让我陪她一起去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超市。她说反正我在家待得百无聊赖的,不如出去走一走,顺便也可以找找工作。她说车站附近有很多面包店和饭店,如果由她这个日本人帮我一起找的话,也许能找得到。我想她说得对,就坐上了她的车。
她买了好多肉和菜。车站离超市不远,五分钟就到了。她把车停在停车场,带着我,疾风闪电般地询问了几十家饭店和面包店。听说我是外国人,不会说日语,所有的店都拒绝了我。我很难过,让她带我回家。去停车场的路上,我对她说:“我就知道没有地方要我的。”她不吭声。上了车以后,她问我要不要紧。我说我有点儿受不了。她说横滨这么大,又不止纲岛这一个地方有店,可以到其他地方试试。我想她不理解我。说真的,受不了的是我的自尊心。虽然雅子早就告诉我工作不好找,但我也没想到没有一家店要我。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也许我只能跟以往一样,不去学校的日子,就坐在胜见美子家的窗玻璃前看外边的树和街道,看一个个陌生的人走过。赶上流浪猫走过窗前,我就会兴奋地敲一下窗玻璃。
再往后呢,我想大不了花光了全部的存款回国罢了。
回胜见美子家的时候,路过一条小街,远远地,我看到街的尽头有一个斜坡,斜坡上有一家加油站。她把车停在加油站,我以为她要加油,但是她问我对加油站的工作感不感兴趣。我说算了吧。她让我看道口的一个招牌,说加油站正在招人。看到我犹豫的样子,她鼓励我说:“已经来了,最后试一下。反正被那么多家拒绝了,也不怕再被拒绝一次。”我想了想,回答说:“好吧。就试最后一次吧。”但是我让她先去问问要不要外国人。她去了,很快返回来,说店长让我去面接,我赶紧下车去店长那里。店长问了几个问题,我都回答是。最后,他让我明天就来上班。我以为听错了,问胜见美子:“是叫我明天来上班吗?”
胜见美子说:“是啊。让你明天就来上班,一小时九百日元。”
回到车上,我只想听一听胜见美子对我被聘用上了的这件事的看法。她说赶上加油站缺人,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语言。其实刚才我也观察过了,车来加油的时候,工人先是说“欢迎”,然后拿块抹布擦擦车窗,然后车离开的时候说一声“谢谢”。她对我说:“幸亏我坚持试试。”我说是。
翔哥突然来电话了,问我现在的情形如何,有没有找到工作。我努力让自己在电话里不哭,但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,抽抽搭搭的。谁叫从见面的那一刻起,我对他就有了一种爱恋的感觉呢。我详尽地述说了我在加油站上班的情形。面接的那天给我的印象是,加油站的工作不过是用抹布擦擦窗玻璃,鞠着躬说声谢谢而已。但实际上,即使没有车来加油,工人们也得一直站在露天里。最使我痛苦的是,有几个客人要洗车,而我打工的店比较小,根本没有洗车机器,只能人工洗,一洗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话说我上班的那天,不巧赶上了坏天气,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,中午天开始变黑,跟着就下起了雨。更甚的是,雨下了没多久就转雪了,接着是雪转冰雹。风一直不停地刮。我想老天跟我开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玩笑。我曾经十分喜欢西部的民谣信天游,惨厉的歌声交织着劈裂的唢呐声,令我每一次听到都会心抖抖地逼出泪水。但是用自己的肌肤感触到信天游,这应该是第一次。我连站带跑地干了八个小时,回家后觉得腰痛腿痛。最主要我对用来洗车的药水过敏,脸上的皮肤肿起来,又红又痛又痒。我愤愤地对翔哥说∶“我真的搞不懂日本人,简直是傻,没有车来的时候坐着休息多好啊,非得一直站着。我真的干不下去了。”他一声不响地听我把话说完,问我怎么办。我说我只在加油站干了一天,第二天就辞了。他说辞了好,因为刚好为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。他说新工作不错,但是也要面接。他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。我说有。他对我说:“如果你临时有急事不能去面接,请一定打电话通知我。”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。我说好。放下电话,我高兴得一直想笑。
4
翔哥已经站在樱木町车站的检票口等我了。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上衣,黑色的水洗布裤。我问他是否已经等了很久,他说他也刚到没有多久。然后,他看了看我的脸,对我皮肤过敏的事表示难过。他问我脸还痛不痛。我说有点儿痒痒。于是他带我去药店,买了一管消炎药膏。他当场打开药膏帮我涂药。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面颊时,我的心也痒痒的了。然后他说这份工作实际上是他爸爸介绍的,所以要我去见见他爸爸。
我跟他坐电车去了石川町,因为他爸爸在中华街的一家咖啡厅等我们。
咖啡厅很大,客人很多,但客人中的一大半都是中国人。他爸爸选择的座位不太好,就在咖啡厅的中心,进进出出的人都会经过我们身边,令我觉得闹心。他对他爸爸说:“你这么早就来了啊。”然后又把我给他爸爸介绍了一下。我赶紧跟他爸爸打招呼:“您好。”他爸爸回了我一句你好。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,说是他哥哥都不过分。虽然他爸爸坐在椅子上,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个子很高。现在我只记得他爸爸也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,至于是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,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,但是他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东张西望的,根本不看我的脸。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找什么人,几分钟后,我判断出东张西望是他的一种习惯。
翔哥坐在他爸爸的对面,我坐在他的身边。说话的时候,我常常会转过身或者歪着头看他。我还保留着他在四川餐厅留给我的印象,就是不太喜欢说话,沉默寡言。另一方面,他爸爸跟他正好相反,非常善谈。说真的,翔哥从容安静的样子,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,特别是我们熟悉了以后,当我们成为一对相爱的男女,一对情侣,我总是被他的安静深深地吸引。对我来说,男人的最终意义,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和多余的复杂性,是为了解释一个存在的梦幻。因为这个理由,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工夫去追求,代价大得要我押上了肉体的全部和全部的信心。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错和悔恨,反正,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不同的追求。
不久,他爸爸说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。他解释说,这次给我介绍的工作,是在制果工厂做糕点,但是他本人不认识工厂的负责人,他的朋友会带我去工厂面接。我看了看翔哥,翔哥要我跟着他爸爸走。我谢了他,跟他说再见的时候,他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。
翔哥的爸爸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,我想这是一间办公室。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。看见我跟翔哥的爸爸,他立刻站起来,问我会不会说日语。我说我不会说,但是能看能读,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儿。他问为什么。我把对雅子说过的话跟他也重复了一遍。他笑着重复了一句“哑巴老师”,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头盔递给我说:“你坐过摩托车吧。”我说没有。他露出吃惊的样子对我说:“那么就体验一次吧。”他让我跟他走。我小跑着跟着他出了办公室,忽然想起来忘了跟翔哥的爸爸说再见。
按照男人的吩咐,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。男人坐稳了以后对我说:“搂紧我的腰。”因为是第一次乘摩托车,我很兴奋。天气真好,天空湛蓝湛蓝的。我紧紧地抱住男人的腰。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起来。
还没觉得过瘾就到了制果工厂。男人先下车,我跟着下了车。朝制果工厂大门走去的时候,我感到心脏在上上下下地振动。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,中国社会讲究的是人情世故,在中华街,如果有熟人介绍,如果对方答应面接了,那么面接就不过是走过场。其实,我去面接的那一天,正好是制果工厂开张的日子,事前虽然内定了三个工人,但是人手根本不够。厂长姓陈,来自中国台北,后来我们都叫他陈师傅。他告诉我,工厂里的活基本上使用机器,人能干的活很少,也很简单,根本用不着学习。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漫长而又痛苦的找工作的日子,终于结束了。厂长给了我一套白色的制服,要我换了去干活。我吓了一跳,问他:“现在就开始上班吗?”他说是,还带我去打卡机那里教我怎么打卡。开摩托车带我来的男人看起来很高兴,让我好好干,争取早一点加工资。我谢了他,他谢了厂长,然后就离开了。
位于横滨中华街一角的这家工厂,很像袖珍版的中国。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,里面流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。围在工作台做月饼的人都说中文。墙壁的四围是一面面的铁架子,上面摆满了馒头和肉包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工厂的这种气氛,我觉得这像一种生活,热热闹闹,充满油盐酱醋的气味。有一点厂长说得对,就是工厂里的活不需要动脑子,既轻松又单纯。
我跟那几个工人很快就混熟了。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,工厂一天管工人两顿饭:午饭和晚饭。陈师傅让我们自己做饭:“你们想吃什么,就挑个人去买好了。买回来以后呢,会做菜的人负责做菜好了。”广州出身的卫东一直笑嘻嘻的,大家都推荐他去买菜。他出去了,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大捆空心菜。大家又让他炒空心菜。他说不好吃也不准埋怨啊,便将空心菜放在油锅里炒了一下端到饭桌上。日本的大米好看又好吃,亮晶晶得像透明的珍珠,吃起来香喷喷的。绿茶热乎乎的。也许是因为人多热闹,虽然空心菜只用大蒜和盐炝了一下,我们还是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。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毛病,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听音乐,会引起胃痛,还会伤感流泪。今天我一边听邓丽君的歌声一边吃饭,胃竟然没痛。
下午的活还是做月饼。我的工作是,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圆圆的球状,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。
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其他的几位同事吧。除了我和卫东,大刘是北京出身,而小林则来自福清。有一次,陈师傅问我们知不知道邓丽君,我们都说知道。
说到邓丽君,在我的记忆中,应该是20世纪
80年代开始走红的。我第一次从她那凄婉、哀怨的歌声中感知了内心的悲伤。然后是张行的《迟到》,张蔷的《东京之夜》。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,精灵般在城市以及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、疾病乃至花草的气息。打一些比喻来说的话,我的心病了,城市病了,海突然静了,海水突然凉了,神经支离破碎。现在想一想,喜欢上文学,也许跟邓丽君有一点儿关系,通过文字来表达心声。
快下班的时候,工厂里的电话机响起来,陈师傅说是找我的电话。为了不弄错,我问是什么人找我。陈师傅说是个男的。我以为是翔哥的父亲,没想到却是翔哥。翔哥会打电话到工厂,我真的是又高兴又兴奋。
翔哥说∶“是我。”
我说:“啊,谢谢你,没想到面接完就开始工作了。”
“下班后有什么事吗?”
我说:“没事。”
“想不想一起吃个饭?”
我点着头说:“好啊。”
“那么,我六点在纲岛车站的检票口等你。不见不散。”
我说:“好,不见不散。”
我是一鼓作气赶到纲岛车站的。看到我,翔哥一脸平静地举了一下手。正是下班时间,车站的里里外外都是人。车站的附近就是商业街,咖啡店、面包店、饭店、居酒屋,甚至菜店,可以说应有尽有。有些店的商品就陈列在店口,比如花店,连柜台都搬到了露天里,有客人买花,店员就在台子上包装鲜花并收钱。
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。后来我无数次搬家,我们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,但每次约会,他都是比我先到。他会带着我径直去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。我觉得他是在见到我之前,就已经将周围的情况了解好了。
法国小说家勃勒东说过一句话: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,人人都能看见你,没有任何秘密。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的居酒屋,一点儿都不过分。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居酒屋,谁都不看谁,自己喝自己的,非常自在。翔哥带我去的居酒屋,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,叫“荀菜樱坂”。进去后,他问我喜欢坐在椅子上,还是喜欢坐在榻榻米上。我觉得榻榻米新鲜,就选择了榻榻米。他告诉我用不着“跪坐”,会导致腿脚麻木,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。于是我伸着腿坐在榻榻米上,果然很舒服。斜对面坐着一个男人,一边用牙签剔牙齿,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脚指头。我最讨厌有人当着我的面摸脚,觉得有点儿恶心。不过我很快就把他忽略了。
翔哥问我工作是不是很累。我说站了大半天,当然会累,但干活的时候很开心,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。他问我喝什么,我要了扎啤。一位年轻的女孩为我们上啤酒,她半跪在饭桌旁边,笑眯眯地说了一句“请慢慢享用”。我跟翔哥说女孩让我想起了一首诗。他问是什么诗。我背给他听。
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
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,
道一声珍重,道一声珍重,
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——
沙扬娜拉!
接着是翔哥说我们干杯吧。我举起杯,跟他举到眼前的杯碰了一下,然后一口气喝掉了一半。因为在工厂里吃过晚饭,我肚子不饿,不怎么想吃菜,光喝酒了。之后我差不多一直点温烧酒,而他就一直为我斟酒。酒盅里升腾出的热气在我和他的中间缭绕,很像两个人的呼吸。说真的,他说的普通话很糟糕,但嗲嗲的。他说话的时候,我的心里会痒痒的。
话题聊到我的过去,他想知道我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,为什么要来日本,为什么宁肯在工厂里打工也不回国。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解释。他怎么可能理解呢?
来日本真正的原因,是我刚刚跟零儿离了婚,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从零儿单位分配的公寓里。零儿搬走了,每天进进出出家门的时候,总是要跟零儿的同事见面,见了面又不得不打声招呼。人生的痛苦可以由我跟零儿分着扛,这种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。好像中了邪似的,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,零儿的同事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于我。我想逃也逃不掉。这些事我也不想对他说,说了他也同样理解不了。
来日本的机缘是一件紫色风衣。或者说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,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。这样说,听起来似乎是在绕圈子,但这是事实。两年前,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下了一件风衣。我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,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,冲着我竖大拇指。我知道竖大拇指的意思就是“酷”。这样的一件风衣,换在今天的话,一定是非常一般,但在那时,可就是非常时髦的了。整整一个秋天,我天天穿着这件风衣。风衣长过小腿,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筒靴。
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头,是挺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。他说我穿这件风衣的时候,给他的感觉好像紫丁香在微语。他要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,主题叫跳动的忧伤。他折腾了半天,从拍的几十张照片中拿起一张说:“结果还是抢拍的这一张最好。”照片中的我,深锁着眉头,两只手插在紫色风衣的口袋里。“你看。”他对我说,“你皱着的眉头,你的眼神,还有你的眼睛里,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。”他把照片拿到照相馆放大,用木框镶起来,然后当作礼物送给了我。我把照片挂在睡房的墙壁上。
这张照片,后来被我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。书出版后,他比我还兴奋。他把书高高地举在手里说:“真棒,简直就是明星照。”是的,他总是令我的情绪高高飞扬。
再后来,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。我是通过出版他书的中译本认识他的。后来教授告诉我,他在收到了书后,决心把封面上的漂亮女孩,变成自己的女弟子。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,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。
说了这么多,我想说明的就是,很多事都有它的机缘。好比那时候我正好跟零儿离婚,正想从那座公寓里逃出去。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,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。
听我说了这么多,翔哥只回答了一句话:“事到如今,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。”我不吭声。过了一会儿,他接着说了一句:“其实呢,赚钱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。”
(《
上野不忍池
》,
长篇小说
,
作者:黑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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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载于《清明》2021年第1期,责任编辑:赵宏兴 许含章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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